偶然看到甘阳老师的访谈和卢神的回复，略有感慨。

内卷，一个关于它的讨论五年前就甚嚣尘上的词语，到今天一点也没有变。我知道有人一直想为学生做点什么，奈何学校并不是一个孤立系统–大学是学生和社会人之间的缓冲，当社会压强高出天际时，和它联通的大学如何才能在重压下独善其身？

因为最近在Berkeley的缘故，之前偶然看过茶园一位Berkeley毕业的教授的文章，说很多人到了Berkeley之后发文章的速度都会慢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在Berkeley很多人都在很放松地去探索自己内心认可有价值的方向，而不是一味地追求\(\rm{argmax}_{\theta}\ \rm{number\_of\_papers}_{\theta}\)。这也是为什么Berkeley的博士生们做出了很多举足轻重的工作。无独有偶，卢神的回应中也提到国内的CV/NLP研究曾经执着于在公开数据集上刷SOTA，最终被另辟蹊径的工程化的ChatGPT击溃。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国内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很多人的精神都十分紧绷，仿佛一点差池他的人生就会毁于一旦，也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了无数关于“松弛感”的奇思妙想。

有人看到这里就想把国内的大学都批判一番，搞个大新闻说国内的教育都不行。但这真的是教育的问题吗？我不做标新立异的研究是因为我我不喜欢吗？就像杨笠脱口秀的金句一样，我不上清华是因为我不喜欢吗？当然我本人上了，但千千万万没上成的中国学生，是不喜欢吗？我不能接受不稳定、错误和风险是我不喜欢吗？

我不想解释多深层次的原因，我的知识和见解也不足以支撑我阐明他们，但是显然拖累研究的绝大部分的内卷、焦虑和不安全感都来源于社会，而不是学校。如果一位青年研究者即使做不成研究也有体面的工资，那么他显然不会介意多花一点时间在他真正热爱却希望渺茫的项目上，而不是小修小补卷那几个无聊的SOTA；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社会，如果一位职员即使被裁员也能很快找到不错的工作，那么他也显然不会介意去做一份有趣但不那么有希望成功的工作，而不是蜂拥而去考公。回到之前的议题，不是国内的博士生们不想慢下来，而是他们没有资格。工作有限，工资有限，不去最好的几个公司的最好的几个职位，要怎么支撑起一线城市的消费呢？相反地，回到之前Berkeley的例子，首先“慢下来”这个词说明了他们已经完成了paper的原始积累，没有paper就无从谈起速度，更不用说慢下来。原始积累+博士title+相对宽松的就业环境，这一切提供了松弛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保障，如同柔软的双手撑托起人的内心，或许他们也会焦虑，但我100%肯定焦虑的源头不是明天的苟活。

但学校之外，青年之外，一切就很难说了–也许是因为千百年的饥饿已经把对资源匮乏的恐惧深深刻到我们的骨子里，即使是功成名就的人仍然把焦虑写在了脸上，这种焦虑的外化可以是疯狂敛财的领导，压榨学生的教授，也可以是打压下属，逢迎上级的公司管理层。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都功成名就名利不乏了，还要乞丐也不如地用良知去换利益？把环境变成一个野蛮的斗兽场，难道他们自己、他们的后代就能凭借这一代的积累永远占据王座了吗？

环峰镇有一家著名的小笼包馆子叫做东风餐厅，几经波折而屹立不倒。东风餐厅的格局是与别处不同的：三五成群前往最佳，单打独斗是万万不可，进门后便得分头行动，一人同阿姨吩咐上点单的内容，几人见缝插针地寻位置坐下，但绝不可期待阿姨主动上菜，所有人见着往来穿梭的阿姨就得催，小笼包刚出炉更是得大声地叫嚷，表达自己等待了多久，这一事件都多离谱云云，但凡阿姨给了一笼给别家，下次出笼必须变本加厉地说：“都这么多笼了，怎么一笼都还没有到我！”如此这般，基本就能按点单的顺序，既不插队也不被插队地拿到这一笼热热的小笼包。也许有人精于此道总是能插了别人的队，但对于我等正常人，这额外的争抢的力气便是陪着内卷的代价：我什么也没得到，但累得一身汗。现在看来，原来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东风餐厅，我只不过为了一口小笼包，就被裹挟着喘不过气。

最后不如说点不那么丧气的话，我想起在很多场合听别人提到过，相对于宇宙，人的存在是如此渺小，以至于仰望星空的时候，明天的作业，领导的项目，发不出去的论文，坎坷的一生…在宇宙的时间尺度里像轻烟一样立刻就消散了。在冬天的早上呼一团白气，如果我是宇宙，那这团气就是我和我留下的一切痕迹，轻轻地隐去，飞速地消散，只留下一个冷却的宇宙在发呆，从虚无的角度来说，不跟着卷也没有关系，好坏都罢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

再理想主义一点地说，资源寡淡也好分配不均也罢，只要有人在为之不停奋斗，问题就总会被解决；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累也好痛也罢，只要走下去，就一定能看到改变到来的那一天。